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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磚廠挖神仙土將“三星堆”挖成“半堆” 他們接力保護三星堆
      2021年03月26日 11:49 來源:中國新聞周刊 編輯:曹惠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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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一場百年接力的傳奇發掘者們

       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鮑安琪

        發于2021.3.29總第989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        1986年7月的四川廣漢炎熱異常,沒有一絲風,人坐著不動都會流汗。這種天氣下,鄉鎮企業南興鄉一磚廠仍然在日日取土作業。南興鄉原來叫東興人民公社,改革開放后在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。

        磚廠制磚需要大量的土,三星堆堆子便成為取土的好地方。

        1980年四川省考古隊(即現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進駐的時候,三星堆還有兩個半堆子,到1986年只剩大半個了,高高聳立著。

        當地農民把這種土叫作“神仙土”。從陡坎最低處開挖,像挖地道一樣掘進,進到一定深度后,從頂上插入一根鋼釬,用力一撬,大塊的土就會坍塌,一天下來可以挖兩方左右。

        考古隊和當地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“默契”關系?脊抨牥l掘過的地方,農民一般可以取土。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便利,因為土里的“雜物”已經清理干凈了。有時他們挖到一些“稀奇”的東西,也會主動拿來給考古隊看。

        問題是,農民挖土的速度,遠遠超過考古隊發掘的進度。這就像一場疲于奔命的賽跑。

        “那時的三星堆遺址什么都不是,不是‘省!,更不是‘國!,連‘縣!疾皇。那是三星堆最困難的時候!碑敃r的考古隊領隊、三星堆著名的“二陳”之陳顯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感嘆。二陳都是考古隊領隊,當地農民工把陳德安叫“大陳老師”或“眼鏡陳老師”,把陳顯丹叫“小陳老師”。

        但最困難的時候,也就是黎明破曉之時。1986年7月18日,三星堆“祭祀坑”橫空出世,一醒驚天下。

        2005年,雷雨接替陳德安,擔任了三星堆考古隊領隊,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。從1984年接觸三星堆考古至今,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堅持。

        “堅持一定有收獲!崩子旮嬖V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        發掘月亮灣

        1963年,四川大學歷史系年輕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師一起,來到廣漢月亮灣。他們是來給馮漢驥教授打前站的。

        馮漢驥上世紀30年代赴美留學,先后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學習,1936年夏獲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。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學,并兼任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(后改稱“哈佛燕京圖書館”)主任。因李濟之邀,他謝絕了校方擔任“終身教授”的挽留,回國與李濟共同創辦了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研究所?箲饍冗w后,他籌建了四川博物館,主持發掘了王建墓。新中國成立后,他任四川博物館館長,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、考古教研室主任。

        林向在川大歷史系讀完了本科和研究生。那時生活條件艱苦,沒有書架,就用磚支起床板當書架,但學術氛圍很好,“不像現在學校里逼你發論文”。當時想買自行車,沒有錢就找老師借。

        每星期有一兩個晚上,他和師兄弟會到導師馮漢驥家里去。馮漢驥愛喝酒,常與歷史系主任、著名先秦史學家徐中舒教授對飲,林向等就陪著喝一點,聽他們談話。老師們會問他們讀書遇到了什么問題,他們就提出來請老師解答!澳莻感覺好得很!绷窒驅Α吨袊侣勚芸坊貞。

        抗戰內遷期間,馮漢驥曾被聘為華西協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,與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過從甚密。

        葛維漢是三星堆第一位發掘者,1934年組織考古隊在月亮灣燕家院子附近進行了發掘,并提出了“廣漢文化”概念,從而揭開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。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,當地政府悉數捐贈給了葛維漢主持的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,如今依然完整無損地保存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內。葛維漢當年制作的各式檔案資料也完好保存著,每件藏品流傳有緒。

        由于這樣的歷史淵源,馮漢驥一直籌劃對月亮灣進一步考古。林向等打前站回來,帶回了一些陶豆、陶罐等殘片,“馮老師說有搞頭”。

        1963年9月,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組成考古隊,由馮漢驥指導,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后首次發掘。15個學生參加了這次發掘。

        月亮灣是一條形似月牙的土埂,當年發現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這里,經發掘后證明為城墻遺存。月亮灣土埂與三星堆堆子隔馬牧河相望,形成所謂“三星伴月”景觀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,現在還眾說紛紜。有人認為是城墻的一部分,有人認為是祭祀臺,原本是否為一個堆,也未可知。

        之前人們以為月亮灣和三星堆是兩個獨立的遺址,隨著發掘的深入才意識到,實際上是同一個遺址的南北兩部分,北部為生活區,南部為祭祀區,故現在統稱為三星堆遺址。

        那時,三星堆的土堆還有兩個半。這一帶的地勢北高南低,林向記得,馮漢驥坐在月亮灣土埂上望著三星堆說,你看這個地方有王者之氣,這里有可能是都邑。

        發掘工作從9月23日進行到12月3日,發掘面積150平方米。馮漢驥跟學生們一起挖,工具只有平頭鏟和尖頭鏟,用平頭鏟刮土層,用尖頭鏟剔泥土。

        林向說,那時的考古發掘還很不規范,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層地挖,這是不對的。土色、土質不一樣,要分層的。

        遺憾的是,發掘完不久,馮漢驥就病了,后來身體一直不好,因此這次的發掘成果一直沒能整理出來。直到30年后,才由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馬繼賢寫成《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追記》。

        這次發掘之后,三星堆再次沉寂。

        “挖寶隊”

        1972年,因為國家要舉辦出國文物展,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業得到恢復。北京大學歷史系62級考古班的趙殿增趁機申請歸隊。四川省組織部直接下函將他調到了四川省博物館,這在他所在的四川會東縣邊遠山區引起了轟動。

        1973年初,他第一次出差,跟著李復華、王家佑等老學者去郫縣發掘漢代畫像石棺墓。五一節期間,他們在青城山上整理這次發掘的資料。這期間,同行的劉盤石在抄寫民族史學家任乃強的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。

        大家告訴他,華陽指華山之南,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區,以巴蜀為主!度A陽國志》成書于東晉,是中國第一本地方志,也是關于四川古代歷史最重要的文獻。李白就是看了這本書后才寫了著名的《蜀道難》:“蠶叢及魚鳧,開國何茫然。爾來四萬八千歲,不與秦塞通人煙!

        “我們現在測定的古蜀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。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!壁w殿增笑說。

        趙殿增也跟著抄錄了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的一些章節,開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謎的念想。

        年輕、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。1975年,他擔任了四川省博物館古代史部(即后來的考古隊)副主任,負責日常工作。

        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那時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,一旦有人發現了文物蹤跡就會給他們打電話,一天到晚都有人喊“老趙,電話!”。他當時形同“救火隊長”,并沒有機會一圓自己的夢想。

        機緣終于在1980年春天到來。

        這年4月13日,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縣,取回了西周窖藏剛出土的一批青銅器,其中包括了后來被定為“國寶”的兩件大銅罍。他們怕對方反悔,高興之余趕緊撤,中途無事,決定順便到廣漢月亮灣遺址去看看。

        當時,三星堆的名聲還遠不如月亮灣大。他們開著北京大吉普,一路問道,到三星堆村口時,老鄉問他們找什么,他們說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,對方說這兒就有。

        他們跟著老鄉走到磚廠取土的斷面一看,黑色文化層(“文化層”是考古術語,指非自然形成的、含有人類生活遺跡的地層)厚達一米多,有上百米長。大家一會兒就選出了三百多件標本,包括小平底罐、高柄豆、石斧等大體完整的器物。搬到車上后,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;夭┪镳^匯報后,館長會議立即決定組織隊伍進行發掘。

        趙殿增馬上要去二灘水庫進行文物調查,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安排,就從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鵬調回來主持發掘。王有鵬是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第一批畢業生,1963年曾隨馮漢驥參加過月亮灣考古發掘。

        發掘地點就選在三星堆第三個堆子旁邊,試掘面約100平方米,發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。專家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發掘,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支發掘隊,由王有鵬負責,陳德安和陳顯丹都參加。

        二陳是同班同學,剛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。

        陳顯丹回憶,他1976年當兵復員,進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,每月工資30多塊錢,看到店里專家收購一件文物動輒就是兩三百塊錢,覺得這個東西很神秘,1977年上大學時就選擇了考古專業。川大考古專業實力雄厚,名師云集,如林向、童恩正、馬繼賢等。楊建芳老師上課時聲音細細的慢慢的,晚上不時去宿舍給他們做輔導?上Ь驮谒胄_@年,馮漢驥先生就去世了。

        發掘時間定為半個月,經費為三千到四千元。雇民工的工資是一天一元二角,一個月下來就有30多塊,陳顯丹等的工資才52元5角。發掘小組就住在三星堆二磚廠的宿舍里。

        1980年11月,發掘開始。共布了6個探方,二陳各負責其中兩個。當地農民管他們叫“挖寶隊”,天天來看熱鬧,結果失望地看到挖出來的全是些碎石爛瓦,就勸他們不要再挖了,再挖要賠本的。但他們依然年年挖下去。

        航拍和野外繪圖工作結束后,面臨著對考古中發現的房屋基址、墓葬是否保護的問題。領導廣泛征求意見,有前輩專家提出,遺址的時間不會早于春秋,沒必要過度保護,廣漢縣分管領導也提出“農民要吃飯”,折中的結果是,磚廠不得在遺址內任意取土,取土地點要經考古隊同意。

        1982年,考古報告完成。陳顯丹撰寫遺跡部分,陳德安撰寫器物部分,王有鵬負責統稿。報告寫到,遺址已具備夏鼐所說命名一種新考古文化所具備的幾個條件,“如果不敢給它以應有的新名稱,那就未免太保守了”,因此建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“三星堆文化”。

        不久,王有鵬離開了考古隊,調任省博物館副館長!岸悺背蔀榭脊抨犡撠熑。

        198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一次“全國考古發掘工作會議”被認為是標志著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到來。在會上,陳顯丹專題匯報了近年來的三星堆發掘工作,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認為它“成系統,有特征”,說這才是巴蜀文化,應把它作為學科生長點。

        根據成都會議的決定,考古發掘實行領隊制,領隊必須經過考核,持有執照。陳德安和陳顯丹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在山東兗州舉辦的領隊培訓班,都拿到了領隊執照。

        三星堆就如同一個最好的練兵場

        1986年初,林向找到趙殿增,希望能將考古班學生的實習安排在三星堆。林向說,他當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,總是為了爭取實習機會到處“求爺爺告奶奶”,因為在考古界,有的人會有一種“這地盤是我的,你不能到我這兒來挖”的意識。但趙殿增爽快地答應了。

        1986年2月,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,為川大1984級考古班20余名學生安排了考古發掘實習。實習分兩個階段,第一階段為考古發掘,第二階段為資料整理,時間分別為一個半月。

        這是三星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發掘,分三個發掘區,一個學生一個探方,再配4個民工。發掘收獲很大,通過對16個地層的發掘,證明了三星堆遺址從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歷史是連續不斷的。古蜀王國的發展輪廓,呼之欲出。

        尤其是第二發掘區,發現了一個青銅器坑,里面有一件圓形銅瑗、一件方形銅瑗,還有一件玉瑗,可惜都是殘件,推測是一座“墓葬”。

        但這并不是什么“墓葬”,而是震驚世界的一號“祭祀坑”。它就在這個發掘區往東30米,被發現的時間僅僅在幾個月之后。

        “整個過程你運氣不好,那個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。從旁邊走過,你沒有發現!绷窒虻卣f。

        陳顯丹回憶,1986年7月18日下午,考古隊正在駐地整理資料,突然一個農民工跑來通知他們,在土坎下15米左右“掏出了玉器”,現場的人都在搶。

        陳顯丹和陳德安等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趕到現場。他們的駐地離現場也就100米左右,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就到了。

        此后的事,就順理成章了。

        陳顯丹回憶,1號和2號祭祀坑先后出土后,他們就開始起草文件,申請將三星堆列為國保單位。他和廣漢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長帶著四川省文化廳和省政府的文件,到國家文物局匯報。1988年1月,國務院批復下來,三星堆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        “拿到這個東西之后,我們就拿到尚方寶劍了。你不能再在這挖土燒磚了。之后我們就建立了三星堆遺址文物保護工作站!标愶@丹說。

        這次三星堆重啟發掘,林向一直在看電視直播。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指導發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是他的學生,一向有大手筆。

        他說,這次多部門聯合發掘,一邊發掘一邊就檢驗了,而過去他們只能先把材料取回來,再送出去給人家鑒定。比如他從三星堆遺址發掘的陶器,那么厚的壁,說明很可能是用于冶煉的坩堝,但因為全是灰塵,農民工先要對它清理,一洗全洗掉了,就成一個普通陶器了,F在考古不一樣了,“一塊泥巴不能丟”,都留下來。這是現代考古的特點,他去國外考察過,發達國家搞發掘都是這樣子,都有一個很大的團隊,當時就檢驗了。

        林向同時也覺得,公眾過于關注三星堆祭祀坑的視覺沖擊力和轟動效應了。他說,實際上三星堆的發掘,地層是最主要的,能確定年代分期。什么叫三星堆文化?“祭祀坑”不等于就是三星堆文化,它只是三星堆文化的一個分支。三星堆文化的本質,是長江上游的一個文明之光。這是與夏商周文明并行的另一種文明,既緊密聯系,而又各不相同!凹漓肟印本拖裉俾辖Y的瓜,沒有藤哪有瓜?

        他說,田野考古最好采用“墨漬戰術”。如同在一盆水里滴一滴墨汁,墨汁就暈開了。學術也是這樣,一點點研究它,慢慢就通了。

        在他看來,三星堆不僅是出了很多驚世文物,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人。三星堆的百年發掘就如同一個最好的練兵場,從這里走出去的人,現在都是考古界的頂梁柱了。

        (實習生徐盈對本文亦有貢獻)

        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1年第1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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